老公走了，我养大三个小叔子，今年我住院，他们的表现让我觉得值
托付与回馈
＂嫂子，这碗乌鸡汤，您必须喝。＂小叔子递过搪瓷保温杯，眼里满是关切。
我垂下眼帘，心头一热，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杯壁上那道陈年的裂痕。
一九八五年的那个冬天，我永远记得。窗外的雪花纷飞，映着华北平原上的荒凉与萧瑟。单位大喇叭里播报着最近的安全生产动员大会内容，嘎吱作响的广播声传遍每个角落。
那时我们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，一个小小的两居室，墙壁上贴着褪了色的报纸，冬天的窗缝总是漏风，我和丈夫小涛用报纸和浆糊一层层地糊，才勉强挡住呼啸的北风。
那天上午，我正在食堂打饭，突然听见有人喊：＂桂花，快去医院！小涛出事了！＂我手一抖，铝饭盒掉在地上，饭粒撒了一地。
丈夫在机床旁被卷入的事故，让我在二十八岁就成了寡妇。
那时，公公早已不在，婆婆卧病在床。我抱着四岁的儿子小东，还要面对丈夫留下的三个弟弟：大叔子明哥十七岁，二叔子亮子十三岁，三叔子小宝才八岁。
葬礼那天，天气冷得出奇，雪下得很大，白花花的雪片像是故意和我们作对，没一会儿就覆盖了我们的脚印。乡亲们三三两两地来，又三三两两地走，留下的只有一句句＂节哀＂和同情的目光。
婆婆躺在炕上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眼窝深陷，声音像风中的落叶：＂桂花啊，你是个有福气的，别嫌弃这个家，好好带着他们...＂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咽了气，手还紧紧攥着我的衣角。
那天，我在漫天飞雪中又送走了婆婆，回到家里，四个孩子围着灶台瑟瑟发抖。明哥烧了一锅稀粥，锅底都糊了，却没人嫌弃。
我看着四个孩子期盼的眼神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责任，什么叫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咬了咬牙：＂从今以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谁也不许丢下谁。＂
日子像石磨一样碾过来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那时候，粮票、肉票、布票都紧着呢，省出一张粮票都是大事。
我早上五点起床做饭，烧火时撩起灶门，火星子总是跳到手上，烫出一个个小水泡。六点半赶到纱厂上班，跟着纺车转啊转，棉絮满天飞，到了冬天，灰尘呛得嗓子冒烟儿。
下午四点下班后直奔副食店帮忙，称大米、舀食用油、包白糖，忙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。回家后还要洗衣服、缝补，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到深夜。
我的双手被纱线和碱水泡得粗糙开裂，像是老树皮一样，指尖时常渗出血丝。抹上一点儿猪油，第二天照样干活。
那时厂里很多人都劝我：＂桂花，你才二十多岁，模样俊，再找个人家多好，带着自己儿子就行了，何必管那些拖油瓶？＂王师傅家的媳妇儿甚至直言不讳：＂傻闺女，这是何必呢？吃自己的饭还嫌冷呢，你这是要端四个碗啊！＂
记得有次，同车间的张大姐给我介绍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象，火车站的售票员，有铁饭碗。她拍着胸脯说：＂这人老实巴交的，就是明说了，只要你一个人，不带任何孩子。＂
我犹豫了一下，那天晚上回家，天已经黑了，推开门，屋里灯光昏暗，煤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。三个小叔子和我儿子围坐在灯下写作业，明哥还在辅导他们。
小宝的作业本上画着歪歪扭扭的算术题，那铅笔头都快秃了，还在纸上使劲儿划拉。忽然，小宝抬起头，叫了一声：＂嫂子回来了！＂四双眼睛同时亮起来，像黑夜里的星星。
我鼻子一酸，第二天就回绝了张大姐：＂大姐，我看这门亲事不成。我家里有四个孩子呢，他们都是我的命根子。＂
张大姐叹口气：＂桂花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年轻轻就守寡，还带着四个孩子，这日子怎么过？＂
我笑笑：＂有啥苦的？孩子们长得好，我看着就高兴。＂
那时候，我总是自我安慰：＂熬过去就好了，等孩子们大了，日子就好了。＂可熬日子哪有那么容易？
日子最艰难的时候，是明哥高中毕业那年。他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眼神复杂：＂嫂子，我不上大学了，去打工吧，家里太难了。＂
我正在洗衣服，手上的肥皂沫还没冲干净，闻言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。我沉默了一会，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蓝布包，里面是丈夫的工伤赔偿金，我一直舍不得动，像宝贝一样藏着。
＂这钱，是你哥留给你们读书的。＂我把布包递给他，＂明哥，你必须去上大学，这是对得起你哥的唯一方式。去了学校好好读书，别想家里，家里有我。＂
那天晚上，我听见明哥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，我假装没听见，只是第二天早上多给他做了个荷包蛋。在我们家，荷包蛋可是稀罕物。
那些年，我们家的饭桌上很少有荤腥。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红烧肉，孩子们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像过节一样。
我总会悄悄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他们碗里，说自己不爱吃。其实，哪有人不爱吃肉呢？只是心疼这些孩子，眼看着一天天长高，衣服裤子没两月就短了一截。
我常去旧货市场淘些衣服回来改，一件大人的上衣能给小宝做件新的。那时候，缝纫机是我最忠实的伙伴，陪我度过无数个夜晚。
亮子高考那年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是一九九一年，电视里正播着春晚重播。他发挥失常，差了二十分没考上。当录取通知书没有寄来的时候，他整整哭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眼睛肿得像桃子。
＂嫂子，我不复读了，去打工吧。厂里正招临时工，我去问问。＂亮子低着头，声音闷闷的。
饭桌上，我看了看他，又看看其他孩子，摇摇头，把放在箱底的缝纫机拿出来，那是我陪嫁的唯一值钱物件，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。
＂明天去学校报名复读，学费有了。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＂咱们桂花嫂说话算话，说了让你们都上学，就一定让你们都上。＂
邻居王大婶儿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看见我往外搬缝纫机，好奇地问：＂桂花，你这是干啥呢？＂
＂卖了，置办点儿年货。＂我笑着说。
王大婶儿瞪大眼睛：＂这可是你的嫁妆啊，舍得卖？＂
＂有啥舍不得的，家里孩子要上学，不比缝纫机金贵？＂我笑着说，心里却是一阵阵发酸。
亮子复读那年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在油灯下背书到天明。冬天，屋里冷得厉害，炉子里的煤球总是不够烧，他的手冻得通红，还舍不得烤火，怕浪费煤。
有一天深夜，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起来一看，亮子正在漆黑的屋里背书，怕开灯打扰别人休息。我悄悄塞给他一个热水袋：＂孩子，把这个放在书下面，暖着点。＂
亮子愣了一下，然后使劲点点头，眼睛里闪着泪光。
第二年，亮子如愿考上了大学，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他二话不说，跑去拿了水盆，非要给我洗脚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，想起了小涛，如果他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为这个弟弟感到骄傲。
小宝上初中时最叛逆，总和我对着干。那时是九十年代初，厂里效益不好，到处都在下岗分流，我被迫下岗，拿了一点补偿金，靠在副食店打工和做些零活维持生计。
邻居李大爷家的儿子下海经商发了财，开着桑塔纳回来探亲，引得院子里人人羡慕。小宝看见了，回来就闷闷不乐：＂嫂子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能有辆车啊？＂
我正在择菜，笑着说：＂等你们都有出息了，买十辆八辆的，都不是问题。＂
小宝不说话，过了几天，我发现他没回家，足足找了三天三夜，急得我差点昏过去。我跑遍了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，甚至去公安局报了案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。
第四天清晨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火车站继续找，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背着个破旧书包，满脸灰尘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使劲揉了揉，确定是小宝，立马冲了过去。
＂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！＂我又哭又笑地抱住他，又气又心疼。
＂嫂子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...＂小宝低着头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倔强。
原来他偷偷去邻市打工了，想挣钱补贴家用。他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钱：＂这是我挣的，给你。＂
我看着他手上的老茧，心疼得不行，一把抱住他：＂傻孩子，你是我的弟弟，不是负担。＂我替他擦去脸上的灰尘，＂咱们是一家人啊，家里有困难，一起扛，不能你一个人撒丫子就跑了，知道不？＂
小宝眼睛红红的，点点头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给他买了个肉夹馍，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又是心疼又是好笑：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＂
那晚，我又做了顿红烧肉，庆祝小宝平安回家。看着四个孩子围坐在桌前，有说有笑，我心里踏实了。
就这样，日子像细水长流，不知不觉中，孩子们都长大成人。
明哥大学毕业成了国企的工程师，稳稳当当的铁饭碗，比他爸当年还有出息；亮子在银行工作，西装革履，见人就笑，邻居们都说亮子有出息了，在＂钱眼子＂里工作；小宝倒是没考大学，但机灵劲儿不输人，赶上了九十年代下海经商的浪潮，开了家不大不小的商店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；我的儿子小东也考上了大学，学的是医，说是要给我养老送终。
我常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，听着收音机里的评戏，看着老照片里丈夫的笑脸，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。有时候，邻居王大婶儿过来唠嗑，总是羡慕地说：＂桂花啊，你命好，四个儿子个顶个的有出息，真是人老了有福气。＂
我笑笑：＂哪是什么福气，都是苦熬出来的。＂
王大婶儿叹口气：＂是啊，当年你守寡带四个孩子，大家都替你犯愁，没想到熬出头了。我家那口子好歹还在呢，儿子却不争气，整天游手好闲...＂
我拍拍她的手：＂别这么说，孩子总有出息的时候。＂
今年初春，我因常年劳累落下病根，腰疼得厉害，走路都直不起腰来。我硬撑了几天，最后实在疼得受不了，才去了医院。
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我不声不响办了住院手续，特意嘱咐邻居王婶别告诉孩子们：＂他们工作忙，别打扰他们。＂
王婶嘴上答应，回头就给他们都打了电话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四个就全来了，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，像赶集似的挤在病房门口。
＂您这是何必呢？＂明哥心疼地数落我，一边打量着病房的条件，＂怎么住这种普通病房？我这就去换特需病房。＂
＂我不去特需，有钱也不去。＂我摆摆手，＂这里挺好，还能跟人唠嗑。＂
＂我们都这么大了，您还这样...＂亮子眼圈都红了，从包里掏出各种补品，＂您说您，犯得着自己扛吗？＂
小宝二话不说，直接请了长假，在医院照顾我：＂嫂子，您别动，想吃啥我去买。＂
我的儿子小东正好在这家医院实习，知道消息后，立马找了科室主任，把我转到了最好的医生那里治疗。
他们四个轮流排班，从不间断，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明哥负责跑腿买东西，亮子负责和医生沟通，小宝主要陪我聊天解闷，小东则全权负责我的治疗方案。
病房里总有新鲜水果，窗台上摆着小宝特意买的小盆栽，说是让我看着心情好。他们还偷偷瞒着我，在家里张罗着什么，神神秘秘的。
亮子有一天晚上值班，我半夜醒来，看见他趴在床边睡着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。借着月光，我看清了那是一份装修合同。那一刻，记忆中那个背着书包的少年与眼前疲惫的中年人重叠，我忍不住抚摸他的头发，泪水悄然滑落。
住院期间，我总会想起那些艰难的日子。想起小涛离开那年，厂里发的白面，我省着给孩子们吃，自己却啃窝窝头；想起大冬天里，为了省煤，我们几个挤在一张床上取暖；想起亮子第一次拿到奖学金，买了两斤猪肉回家，乐得我们吃了一顿饺子，那香味儿至今难忘...
如今，孩子们都有出息了，我却老了，腰板直不起来了，头发花白了，手上的老茧磨平了，却留下了深深的皱纹。
两周后，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，孩子们非说有惊喜，一定要我闭上眼睛。小宝像哄小孩似的，从背后蒙住我的眼：＂嫂子，保证让您高兴。＂
车子开了约莫半小时，停了下来。我一路上猜测他们会带我去哪，难道是去饭店吃顿好的？还是去公园散心？
＂可以睁眼了。＂小东在我耳边轻声说。
我一睁眼，发现是我们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。可房子焕然一新，白墙青瓦，院子里的枣树下多了张石桌石凳，墙上挂着一幅全家福，丈夫的照片居中，周围是我们一家六口不同时期的合影。
我惊讶地看着焕然一新的老院子，推开房门，里面的家具、电器一应俱全，厨房里锅碗瓢盆摆放整齐，卧室里被褥崭新，窗明几净。
＂这是我们一起筹划的，＂明哥说，＂您照顾我们这么多年，现在该我们照顾您了。房子我们偷偷装修了一个月，就等您出院回来住。＂
＂嫂子，我们商量好了，以后轮流回来陪您住几天，不让您一个人。＂亮子接着说，摸出一叠存折，＂这是我们给您的养老钱，您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＂
＂还有，您不用担心钱，我们都有工作，您这辈子不用再为钱发愁了。＂小宝拍拍胸脯保证，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个新手机，＂这是给您买的，装了视频软件，您一个人在家无聊了可以看看节目，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＂
我的儿子小东最后说：＂妈，您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该歇歇了。我们四个商量好了，每个月给您五千块钱零花，您想买啥就买啥，想吃啥就吃啥。＂
我站在院子里，阳光透过枣树的缝隙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看着眼前这四个男人，我忽然想起那个雪花纷飞的冬天，他们还只是懵懂的孩子，靠着我的一点点微薄之力，撑起一个家。
他们变了，从当年的豆芽菜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；他们没变，还是那么懂事，那么有人情味儿。
明哥从车上取下一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是丈夫的遗像，重新裱了框。他郑重地挂在了客厅正中：＂嫂子，哥虽然走了，但他一直看着我们。＂
亮子拿出一个红木小盒子，里面是我当年卖掉的那台缝纫机的铭牌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：＂我在旧货市场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了当年买走缝纫机的人家，虽然缝纫机已经不在了，但这个铭牌我讨了回来。＂
小宝拉着我的手，带我参观每个房间：＂嫂子，您看这厨房，都是按您的习惯布置的，锅碗瓢盆的位置和原来一模一样。＂
小东则笑着打开冰箱：＂妈，您看，满满当当的，都是您爱吃的。＂
夕阳西下，我靠在枣树旁，含着泪笑道：＂当年的决定，值了。＂
明哥走过来，轻轻搂住我的肩膀：＂嫂子，不是我们报答您，而是您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家人。在这个世上，最难得的，不是金钱和地位，而是有人愿意和你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。＂
亮子接过话头：＂嫂子，要不是您当年卖了缝纫机让我复读，我现在可能还在打零工呢。＂
小宝拉着我的手，憨憨地笑：＂嫂子，记得我跑出去那次吗？我现在想想都后怕，要不是您，我可能早就变坏了。＂
小东最后说：＂妈，您把我们养大，还教会了我们做人，这辈子我们都报答不完。＂
晚风吹过院子，枣树沙沙作响，像是在诉说着这些年我们共同走过的路。我抬头看天，天空如洗，星星一闪一闪的，像是丈夫在冥冥中注视着我们。
那一刻，我明白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和地位，而在于你能给他人带来多少温暖和力量。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金山银山，却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人。
我的付出没有白费，我守住了这个家，也守住了那份托付和人间至真的情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再多的金钱也换不来亲情的温暖，再多的荣华富贵也不及家人的陪伴。
夜深了，月光如水般洒在院子里，孩子们坚持留下来陪我过夜。他们说说笑笑，像小时候一样围坐在一起吃饭，只是如今的饭桌上已经不缺肉菜，而他们也从当年的孩子变成了能够撑起一片天的男子汉。
看着他们，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幸福吧，平凡而踏实，如同这枣树下的清风，不惊天动地，却能抚慰人心。
